公娼抗爭的社會學習之旅

夏林清（粉領聯盟、女工團結生產線召集人）

一、場景

      1997年9月3日，台北市政府頒布廢公娼命令前夕，女工團結生產線王芳萍與粉領聯盟周佳君在婦女新知基金會所舉辦之「公娼存廢座談會」裡初識公娼代表官姐，旋即開始聲援公娼自救會的抗爭行動。二年來，女線與粉領這兩個以製造業藍領女工與服務業粉領女性勞動者為其服務對象的女性團體，與台北市公娼自救會的關係，由初始的聲援發展到協同工作的夥伴關係。

      做為女線與粉領的成員之一，我長期協助第一線的工作者進行她們對工作經驗的反思與整理。由1997年十月底到1998年四月左右，公娼已持續抗爭半年多，媒體焦點集中於公娼與府會的鬥爭上，我們打得很辛苦吃力。然而在抗爭貼近公娼世界後，也真認識了她們每個人的生命處境，強烈地感受到社會對公娼的誤解與污名！所以開始用盡心力地構思「如何能突破窄化的政治鬥爭」的困境。1998年5月，因公娼抗爭事件牽引出有關性產業、性工作權與城市規劃及管理等各層次的爭議，國際婦運中相關之妓權與人權組織亦關切台北廢娼事件之變化，我們便舉辦了一場國際性的性產業研討會「性工作權力與性產業政策國際行動論壇」。

      「性產業研討會的舉行同時是公娼抗爭脈絡中一個重要的抗爭行動設計，所以它的作用不同於一般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夏林清，2000a）。研討會後，女線與粉領隨即推出了為期三個月的集體學習的課程，我稱之為「第一期行動大學：公娼騷動」。一整個暑假(7月～9月)，公娼姐妹、義工、工會幹部與組織工作者一起參與了6 次的課程。9月底，「公娼騷動」課程整個告一段落，公娼抗爭面臨了進一程的挑戰：如何在年底市長選戰這場角力戰中持續抗爭，擴大公娼自救會被社會了解及支持的程度。因此，由1998年10月初到1998年年底，我們與公娼自救會的幹部們更緊密地協同工作，公娼生命故事的口述整理、「台北市民的家庭作業」教育手冊的出版、第三屆婦女經驗論壇(公娼專題系列研討)、社區媽媽小型座談及街頭演劇等活動逐一展開；「公娼抗爭」轉進到細緻深入與溝通了解的社會互動階段。1999年1月面對馬英九主政之台北市政府，我們持續溝通陳情，爭取緩衝2年的合法復業，1999年1月25日市府公告緩衝2年，3月28日公娼館通過安全檢查正式復業。

二、「從娼生涯」中的自立與自主

      台北「公娼」可說是台灣社會教育與道德規範的底層(underclass)。如果關廠失業工人是台灣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結構性受害者”，那麼公娼就是新國家機器改造過程中，政權轉換的”結構性受害者”。

      「公娼」的貧窮家庭環境與不幸婚姻遭遇使她們進入了娼妓一行(夏林清，2000b)。「道德污名化」排除她們公開肯定自己職業(社會身份)的可能性，區隔了她們成為”匿名”的”性工作者”。於是這群女人只有經由掌握住僅存的家族關係中之女性角色(如母親、姐妹、女兒)來安置生命的意義，並試圖推進她們在極為有限與規律的生活空間中所可能得到的”發展”。通常以跟會或貸款的方式買房子安置家人是多數公娼會進行的，之外，她們也會想存錢轉行。「公娼」無法「現身」(不被社會接受的職業角色)的事實迫使她們只能以「小生意」做轉行盤算，然而小生意要能成功，也不是只要「有錢」即可。低學歷與被污名封閉的生活方式使得經營小生意所需要的文化技能與公開活絡的人際網路是匱乏不足的，很多時候，公娼是交由親人或朋友進行生意。「投資不善」與「失敗」收場，便是常見的後果，因此在轉業不成、婚姻不順的境遇中，再重回老本行、或一直停留在公娼界，這也就形成了一種生活的基調，在這樣的基調上，親人、生活中的不順遂易成為公娼姐妹的肩頭擔，「挖東牆、補西牆」與負擔外人眼中認為不該她負擔的責任，公娼姐妹卻是以一家之主的姿態獨自承擔。

      這樣一群自幼生活在貧窮底線但不屈從於命運的女人，面對市府草率「廢娼」時的反抗力量卻出乎於大家意料之外的強韌堅持，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別小看公娼生涯中聽來無奈的基調，生涯無奈的「不幸」遭遇曾逼使公娼姐妹面對生存絕境﹔於是「從娼」是由絕境中求生的自立與自助。通過生存絕境的磨難得以自力更生的公娼，縱使是長期蟄伏地活在道德污名的社會歧視下，卻已非等待救援的「不幸婦女」。自力更生為家人開路的擔當磨鍊了她們的肩膀與腰桿。所以，當「廢娼」命令蠻橫地一腳掃下了公娼手中維生的飯碗時，「自主抗爭」的勁道並不易被夭折！公娼就是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底層女性族群，而這個族群也就因緣際會地在台北市府會政黨權力鬥爭的的場域中，展開為生計吶喊為尊嚴溝通的社會學習之旅。

三、社會學習之旅

      我稱公娼抗爭是公娼婦女「為生計吶喊、為尊嚴溝通」的社會學習之旅。台北公娼抗爭是長期生活在台灣社會底層的一群從娼婦女對抗道德污名、性別與階級多重壓迫的集體行動。

      “社會學習過程”是指一個社會內部主要進展的動力，不是來自”廣大群眾”的模糊圖像，也不是某種匿名的行動系統，它是特定的社會群體以及不斷和其他社會群體對話的一個過程﹔而對該特定群體而言，在與其他社群對話的過程中，新的認識與社會行動的能力也增加了（Hsia，1991）。

      台北「公娼」便是在她們自救抗爭的集體行動中，一方面經驗著她們自己認識歷程的變化，一方面進行與其他社會行動者的溝通對話。整整近二年公娼抗爭行動是朝向「爭取社會對公娼的認識與了解，從而支持其為自身爭取合法權益」的方向前進的。在這一場學習之旅中，幾群重要的對象與她們互動的溝通活動建構了抗爭的動態場域。

1.社會互動與聯結

      在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與粉領聯盟所記錄的「公娼抗爭大事記」（夏林清，2000b）以日期（每日）為單位，共記錄了137件事件。粗略將這些事件以公娼自救會與其他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互動之不同關係面向來分類，可以得到下面的圖像：

圖一：公娼抗爭事件分析：互動與聯結

      由「台北公娼」社會行動者的互動次數來看，這場抗爭最明顯的特點集中在密集不間斷的對當時台北市政府及市議會的抗議行動，以及對社會大眾及其他社會群體互動的行動。「公娼抗爭」的前述第一個特點，較被多篇報導提及，後者則僅有部份被探討過（方雅麗，1999）。不少人至今則對台北公娼能如此堅毅有力的持續發動抗爭活動深感讚嘆，媒體報導亦多集中於此類活動（李雪莉，1999）。

      在圖一中，經由社會互動與聯結（Social connection）的概念，我們可以看到「台北公娼」發展了（二）（三）（四）的社會聯結關係來對抗（一）的國家機器，而「台北公娼」與國家機器的聯結是緊密的對抗衝突的行動方式（對市府居多）與溝通協商的行動方式（對議會居多）；一般大眾對台北公娼的印象則泰半受限於傳媒所披露報導之抗爭事件，不過正因為傳媒報導的角度與觀點受限於抗爭行動的政治意涵（李雪莉，1999），而這種窄化的定性一度使台北公娼在自己所發動之抗爭行動所牽動的社會效應中，再次被噤聲變形，也就是在面對這種強悍政治權力與社會道德壓制的嚴峻形勢中，台北公娼發展出了與社會其他次群體的溝通對話及國際性工作者組織的聯結關係；台北公娼與支持協助她們之婦女團體（以女工團結生產線及粉領聯盟為主）間的夥伴關係也更為深化與穩固。這一組夥伴關係所累積的情感與認識在1999年3月28日公娼正式復業後亦轉變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2.社會溝通與對話

      近兩年抗爭集體行動舖陳與推動了一場又一場的社會活動，也是在這些社會活動的脈絡中，抗爭行動亦即為針對不同對象所展開的溝通行動。台北公娼的抗爭活動也開拓了台灣社會運動受限於政治與街頭抗爭活動的格局。公娼抗爭之社會活動可分為五群。下面將這五群社會活動及其作用略做說明：

（1）政治對抗活動（娼影計畫）

      這是指直接針對當時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及市政府的抗議活動；它也是公娼抗爭中的主要溝通行動，因為它直接清楚地一再傳達草率廢娼為不當之政治決策的訊息。

（2）對工會之溝通活動

      公娼的爭議性，使得一向熟識女線、粉領的自主工會內部也展開許多對辯，然而公娼的階級性、倉促被拿掉的工作權，在在使工會會員對其弱勢對抗強權的處境感同身受。這一從溝通到認同的過程讓公娼從中得到培力(empower)，工會幹部的具體聲援行動(包括主動協助公娼與社區對話)也成為公娼最有力的後援。

（3）婦運團體不同立場之表述活動

      公娼抗爭史無前例地使台灣婦運團體發生了一場各自表述、立場相左與辯論衝突的歷程（李雪莉，1999）。對台北公娼而言，婦運團體（或稱婦運領導者與學者）在面對廢娼、性產業、性交易及性道德議題時的尖銳對立，成了或結盟或抗議的對象。面對婦女團體各自主辦或表述的社會活動，台北公娼選擇了積極參與的溝通策略。公娼的主動現身與發聲迫使婦女團體無法閃避與掩飾自身之性道德與性交易的態度及立場，我們可以說，公娼抗爭刺激了婦女團體釐清性產業與性道德的爭議層次與確認自己的立場。由這個角度而言，婦女團體藉由公娼抗爭而在衝突矛盾的情緒與爭論中進行了學習。

（4）對社會大眾之敘說表達與溝通活動

      台北公娼在抗爭期間以市民論壇、社區座談及多種文化表達的活動方式（如唱歌、演劇、口述故事書等等）主動對社會現身、表達與溝通歧見。這一群活動所帶動的豐富的社會互動，因為有了社會民眾的參與與對話，使公娼抗爭的訴求得以在與不同社會群體互動溝通中，發展出對雙方有意義的社會互動。

（5）對專業社群之溝通活動

      社工（包涵心理、教育）與法律的專業社群是台北公娼在抗爭過程中設計特定溝通活動，期望通過了解與溝通之後能獲得專業社群的支持。社會工作與法律專業在台北市廢公娼的政策實施中，均被當時的台北市政府援用來為草率行政決策的不當後果背書，所以台北公娼選擇主動與其進行溝通。

（6）國際性工作者權益團體交流活動

      公娼抗爭在媒體報導之後，國外傳媒與相關團體組織便主動來採訪或邀請公娼參與會議。由86年10月25日公娼代表參加聯合國於菲律賓舉辦之亞太國際愛滋會議開始，公娼代表除出國參加三次國際會議，接受六次國際媒體採訪外，並於87年5月下旬邀請了22名來自12個國家的性工作者與性工作組織工作者共同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

      上述六種社會活動分別指向不同的對象群；到目前為止，在台灣沒有任何一場社會運動中的抗爭事件，能像台北公娼一樣，以有組織的集體行動，面對活在不同社會位階中、但卻對底層公娼自救抗爭或發聲干預（如婦運團體）、或掌握詮釋與制度執行權（如法律與社工專業工作者）的特定社會群體，進行溝通。與台北公娼一起進行這一社會溝通過程之夥伴關係，也是在公娼抗爭過程中才發生與形成的一組新的社會聯結關係。在公娼抗爭事件分析圖（圖一）中，屬於這一夥伴關係的內部活動在大事記的記錄中就有11件之多。

      表：公娼抗爭活動分類及次數統計（1997.09.01－1999.03.28）

      製表：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 2001.03.21

四、抗爭中的夥伴關係

      1997年9月3日，女工團結生產線王芳萍與粉領聯盟周佳君在婦女新知所舉辦之記者會中認識公娼代表官姐，旋即開始聲援公娼自救會抗爭。由王芳萍與周佳君所代表的為女性勞動者服務的女工團體就在後續的一年多中成為台北公娼自救會的抗爭夥伴。王芳萍選擇主動走進公娼生活世界協助她們的故事是這樣起頭的：

      「第一次看到官姐，是在1997年9月6日正式廢娼前三天，婦女團體主辦的「公娼存廢座談會」上。她帶著墨鏡，面對「堅決廢娼、好心要『救援』公娼姊妹脫離苦海」的婦女界人士的雄辯與一派助人的正義氣魄，她口操台語，激動的說「我沒有你們的命，可以坐在冷氣房裡吹冷氣，我只有求妳們高抬貴手，讓我有一條生路，緩衝兩年」。

      在這個知識份子研討的空間裡，官姐，一個「妓女」，一個從來就是被社會歧視的身份，站在台下漲紅了臉，對著憐憫她的人說話，流著淚。是屈辱，在巨大的社會不公義結構下，社會邊緣人被歧視的污名，是怎麼樣也洗不掉；是自尊，妓女無罪，是社會位置不同，許多人都有看不見底層人生存的現實。

      對話完畢，淚痕未拭，她想急速的「逃離」會場。

      我的心被她深深震動，想著我以前在工廠的女工朋友，小華，父親車禍癱瘓，整個家垮了，她別無選擇，於是，就從低薪的工廠女工轉到收入較高的性產業。我沒有辦法阻止她不要去做，因為我無力為她的經濟重擔做些什麼，我只能關心是否她找個環境較好的性工作。我因為走進女工的生活，才學會張開眼睛重新看見她們。官姐的眼淚，讓我再次看到階級的壓迫。

      數十年合法工作，在兩天內就被倉促拿掉，官姐的怒吼：「妓女的工作權，生存權就不算人權嗎？」不論妓女的工作道德不道德，公娼合法存在數十年是事實，當我們重批不負責任的惡質老闆任意關廠時，我們不能否認合法工作在兩天內立即被廢掉，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

      我想，坐著關心，不如起身行動吧，去找她們！」(夏林清，2000b)

      王芳萍的選擇揭示了公娼與女工同為勞動階層的事實（女工賣手足勞動力、公娼賣性勞動力）也說明了在台灣解嚴後的自主工運中，成長出來的年輕組織工作者對階級與性別壓迫敏銳理解的社會情感。在「公娼抗爭大事記」中被我歸類為社群與夥伴關係建立之活動共有11 件，11件可細分為2類：公娼自救會內部壓力衝突事件與教育組織活動。這裡所謂的內部壓力衝突事件均是公娼以自殺的行動表達其無助的壓力與無路可走的憤怒；教育組織性的活動則是指女線與粉領的組織工作者為了協助公娼及支援抗爭的義工們分享、交流與整理抗爭經驗而策劃的教育性活動。公娼自救會成員抗爭近二年，持續參與核心成員約25~35位；在女線與粉領帶動下持續支援抗爭的核心義工約20位，公娼抗爭的主要力量即是來自公娼與支援義工結盟的夥伴關係。

      與公娼作夥鬥陣，走過抗爭路後回頭看，台北公娼抗爭真是台灣底層從娼婦女搏命地教育這個社會的一場傑作！「台北公娼抗爭」是性道德倫理、階級區隔性產業與國家機器權力行使在人民社會生活中一場糾結衝突的呈現。性產業與性交易合法化問題的面對與處理，都是一個承載性道德倫理、階級區隔與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社會歷程，台北案例也一樣反映了這幾股社會力量，只是出人意表的，它竟是由一群弱勢公娼對抗市府行政威權而啟動的社會歷程。公娼案例的特殊性在於台北公娼是承擔階級與性道德污名雙重區隔壓迫的一群婦女，代表台灣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欲展現其政績風貌（掃黃）與政治權力（議會與市府之政黨鬥爭）時，挑了一粒最不起眼的軟柿子斬首示眾，卻沒料到這粒軟柿子的核堅實異常！所以，台北公娼為其生計抗爭的行動，卻因抗爭主體所彰顯之性道德與階級雙重壓迫的社會存在，而召喚了其他的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參與對話，進而共同建構了整個抗爭歷程！

參考書目

夏林清，2000a，《公娼與妓權運動-第一屆性工作權利與性產業政策國際行動論壇會議實錄》，台北：台灣工運雜誌社。

2000b，《日日春-九個公娼的生涯故事》，台北：台灣工運雜誌社。

方雅麗，1999，《台北市公娼事件中政府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困境～一個行動研究的反思》，台大社會所碩士論文。

李雪莉，1999，《從廢公娼事件看婦運團體的聚散離合》，台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Hsia，1991，《Learning in Conflict， Edd Thesis》， Harvard Graduates School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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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層” （underclass）是社會學者G.Myrdal與C.Jenclcs等人提出的概念。原本它是描述經濟轉型與結構轉變下的受害者，到七零、八零年代則描述在價值觀與行為表現上不符合中產階級主流生活形態的一群人 。「台北公娼婦女」集中了貧窮、低教育與到道德規範底層的特色於一身，所以是底層社會的一個次群體。

[2]：「全體動員」指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公娼後援會等這支抗爭團隊全體大型動員。參加人數約40多人至百人。

[3]：「代表行動」指上述團體派代表參加，依活動不同，動員2－10人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