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萍（女工團結生產線、日日春協會召集人）
這麼難，書寫公娼給我生命經驗的反思。
做為公娼運動的行動者之一，我想用文字說明白，讓「自己」詮釋這場仗的意義；也應該說明白，為自己相信的實踐路線做個交待；更想push自己噤聲已久的部份發聲，為弱勢者的生命經驗下個註腳！
拖了快兩年，根本沒辦法下筆，沒辦法只在客觀描述她們時，不去碰觸我在運動實踐中經驗到我的家庭、我的階級、我的同伴及我自己生命底層的苦痛、悲傷、無能、與掙扎的力量！要想看見她們，必先通過與自己生命經驗的對話。
幾次提筆，終究放棄！
管他女性主義者如何激昂論斷這場婦運之爭，管他博士、碩士論文如何興味寫作抗爭精彩策略，我只想說一段「和公娼相遇」的經驗，想說說弱勢者面對命運的「逃離與迎戰」、及生命慾望的「壓抑與流動」！
靠著和夏幾次對談[1]，整理自己，淚流不止！沿著觸摸自身幽微，我試著開始述說……
⊙遇見公娼，是偶然，也不是偶然。
是偶然。
工作的視野，一直放在勞工運動，和女性勞動權益的行動爭取與教育活動上，其他領域，我不熟悉，也無力承載；娼妓對我，只是生活經驗中枝微片斷。若不是1997年9月1日，驚瞥電視上公娼蒙面「要工作權」的厲聲疾呼，我不會連結上這些原本與我世界無直接交集的女人。
但若是把我與我的同志們的投入公娼一役，像女權運動者林芳玫說的是「有政治意圖」的「不偶然」，那這幫子人可真是不了解我們過去在實踐什麼，現在還一直在做些什麼！
林芳玫曾在評論中說，1997年2月至7月間，報紙顯著刊登北市府同意廢娼，但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期間「沈默、未發出任何聲音」，之後卻積極發言抗爭，「不是為爭取公娼生計，是為了與其他婦團進行性工作的理念與意識形態之爭」。
好像，抗爭實在太不偶然，只是逮對時機進行婦運路線優先之爭。
可能這真反映林對於公娼之爭，極有興趣爭議婦運路線誰優先。但她不了解，像我這種不擅操作女性主義名詞，也不是個有能力、有興趣以意識形態和論述影響世界的人，公娼之役的開動，不過是延續過去以來實踐的路徑與立場：看見弱勢求生的趨力，就得行動貼近。
當然，長達一年七個月的抗爭，及兩年緩衝期的相處，「與公娼的相遇」，是不能只用「歷史的偶然」可以解釋。
是這幾年在工運中的洗練，因為對被壓迫者生命經驗的理解與反芻，我才會一開始就選擇與公娼站在同一陣線，對抗龐大壓迫體制的作戰位置。是如此艱困的作戰場域，使我們從偶然相遇近身貼近，到必須攜手並挺，而後跨越社會界線，我們走進她們的生命，同時撞擊自己的晦暗與幽悠。
一名長期從事救援娼妓的女權工作者有這樣的怨懟。婦援會董事在接受碩士班研究生訪談時批評，「這些跑出來主張娼妓應該要合法的人，以前從來不接觸（性工作者）的，既不是學者研究，也不是長期實務工作者，也從來沒有協助過他們，他們就是跑出來說應該要存在，那我們作了十幾年的人，包括實際研究這麼久的人，講話難道都沒有一點價值嗎？」
也有娼妓史研究者質疑：反廢娼者，只是與公娼偶然的結合，而非對娼妓生活世界真正的融入與理解。
沒有理論及實務基礎。好像我們抗爭得太輕易。
是他們太習慣站在自己的中心位置觀看，才會讓他們根本看不清邊緣的我們－－早以信奉的行動理論在邊緣多年實踐，只是沒有媒體青睞、沒有主流喝采，但我們一直在做。看不清是他們的問題。
⊙公娼之役，當然是實務工作的實踐延續。
認識「階級」，是大學畢業後，進入工會草根組織工作才發生的事[2]。
認識工人，是從最基本的工作經驗開始。老是要一邊咒罵一邊清掃他們開會吃完的檳榔漬，總是要挑戰自己接住他們的情緒糾結與苦悶，更要日夜為了配合工會，還要不斷討論研擬與資方如何爭鬥勞動條件、要求公平的制度、及整合龐雜紛亂的勞方利益，隨時都在面對自己與工人的妥協退縮、能力侷限及互相的指責。
逃逸輕易，戰鬥太難，我不斷經驗我與他們，做為弱勢，不得不面對選擇的痛苦與掙扎。
是在經驗到苦悶單調的噪音、粉塵中我的胃痛[3]、是在看到指揮管理的律令，壓縮的生產速度令工人緊張的肌肉，是在資方的錙銖計較，勞方被迫選擇戰鬥求生、或棄械求饒的尖銳矛盾中，我才重新理解在這閹割人性慾望，壓制人性靈魂的生產機制下，工人如何找尋人生的活力。
有的下班不回家，在酒、賭、色間流連；有的不但好好照顧家庭，也在外面養個「鬥陣的」，談心談情；有的到茶店仔找查某，只為高歌縱樂；有的隱身娼館，找尋15分鐘短暫的慰藉；有的放浪酒店耍豪情，今朝有酒今朝醉。
跟隨著這些男性，夜裡，成群分流地向萬華、三重茶店仔、中山北路酒吧前進…。
生命的動能，慾望的流動，要有溫暖的陽光、美麗的色彩、溫柔的旋律滋潤，這是種親密的接觸與撫慰；靈魂的飛揚，要有自我實現、公平分配、創造成就的機會，這需要自主決定的力量。
但是，在這樣的都市叢林競技的勞資爭鬥壓迫結構中，許多基層勞工，是無權談生命的慾望、靈魂的飛揚。工作、家庭、社會重重壓力早就糾結成塊，無處也無能置放。讓這樣的原始趨力流洩，於是，便轉往城市邊緣的燈紅酒綠，奔放。
於是，我看見，他們藉著「酒」與「性」，讓生命的動能不死，讓疲憊的心靈獲得短促的溫柔撫慰，讓無能處理的糾結，暫時釋放。常常，燈紅酒綠的歡場女性也暫時接住了他們。
雖然我仍是厭惡性別經驗中男性沙文的強勢，但對他們，我無法停留在女權姿態純粹的道德指責，或只是唾棄「壞男人」的恣意縱慾。
進入勞工階級的工作生活世界，我才明白，這個社會中壓迫、與被壓迫是多組矛盾關係的交織，我無權只在性別經驗指責他們，而不挑戰這個資本主義吃人的不義結構。雖然我無能立即鬆動它，但我終究開始多了一分對待與寬容。
⊙重新解讀工廠女工生命、身體、與性
後來我在工運實踐遇到瓶頸時，轉進至電子工廠做了八個月裝配零件的女工[4]。
從來不知道做女工的滋味。理性的知覺，生產線工作是單調、枯燥、重覆、無味的。沒有想到，當工作拿掉創造力、想像力、每天用力重覆永遠相同的動作時，我只是個機器旁附屬的螺絲釘，沒有性格，沒有靈魂，除了感知雙手像被鐵鍊綁在流水線上，不斷被機器速度、工廠規範賤價馴服，我常在想，她們又如何經驗這樣的人生滋味？
她們與我的母親一樣，從農村到城市，從希望升學唸書，到被家境所迫而做工，從對自身無所企望，到委身婚姻中的男人或寄託子女有成。工廠一待便是幾十年！
我，一個大學生，無法忍耐這樣剝削的地獄。
問她們，「工廠這麼苦，妳為何不離開這裡？」
「妳是大學生，我是女工，妳有妳的路，我有我的命，不待工廠，能去那裡？」雖然努力想貼近她們，但我明白看見，我，終究，不是她們啊！
逃離工廠也不會真的「自由」。她有她的命，她用著她的方式，抓著她的價值，在她有的條件下用力活著。
這樣的女人，沒有漂亮學歷可堪炫耀、沒有專業的職技可堪評比，女工的身份，她是面貌模糊，沒有社會發言位置，難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壓制不了的慾望，仍在生產線下竄動。
做為女人，她有最原始的價值，她的性別、她的性、她的身體、她的情感，她們以自在、直接、不虛偽的方式，展現這美麗的能力！
「黃色對話」和「黃色笑話」，交錯在無止息的流水線上。疲憊的身心需要「活力春色嗎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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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是必要的，越色情越好，女人講給女人聽，直接的、粗俗的、調侃自己的、調笑別人的、A片的、電視的、電影的、越有想像力、越能挑戰禁忌的的「黃色對話」，越能釋放女工工作的沈悶與無味。
當胸罩內衣目錄在生產線下偷偷流動傳閱時，女人會翻出胸前蕾絲，騷動的評比花色、款式，在工作中看不清她的面貌，但在她們拖出胸罩互相觀看交流間，我看見她們生命中，流洩出一種自有她們重量的價值。
「苦命女」在身體的接觸，和精神的交流常常是份外親密的。
因為土壤越貧脊，越需要如此相濡以沫。
於是，勞動家庭中各組關係的擠壓，床笫之間的故事，子女教育的挫折，先生酒後的毆打，婆媳相處的緊張…女人心事，生產線下，她們翻出「鄙陋」的自己，互相撫慰、接觸。
四十歲女人的情誼，還像個女孩般，在車間追逐、打鬧、坐在彼此的身上黏著、玩耍著。身體能夠親密，因為她們需要接住彼此缺憾的生命。
什麼叫「女人物化只為取悅男性需求」？什麼叫「弱勢者的生存尊嚴」？無能對待自己身體，卻論斤論兩悍衛自己腦袋的知識份子，我們常常這樣的自以為是，又不自覺的貶抑了我們根本不了解的人。
⊙公娼館的門裡、門外
是這樣，我走向公娼之役。
我是如此被她們生命的力量震撼。
面對道德的唾棄，她們強悍艱辛的生存。
在夜闌人靜酒後痛哭，她們哀傷命是如此的苦。
公娼館門外的社會場域，她們是隱身匿名的。看不見她們的臉！
而跨越大門，進入她們門內。我們也跨越社會階級、與社會關係的界限。
麗君總愛見面時親吻我的臉頰，或挾捏我的下巴，「呷飽啊未？」她最關心我們的身體，沒天沒日的忙著抗爭，她還是惦記著我們有沒有吃早點；
白蘭喜歡偶爾摸摸我的屁股或是抓抓我的乳房，還會幫我畫像。在她的「從良」檳榔攤[5]按摩她的雙肩，我會撒嬌著問她「舒不舒服」，她一邊承接我的關心，一邊也用手溫柔搓揉我也疲累的腿肚，無言回應她的領受。
佳美總是在跳上我的摩托車後座時，就一路誇張的緊攬住我的腰說，如果警察抓我不戴安全帽，我就說我是公娼；
秀蘭會在我有各式疼痛時，張羅藥丸、帶我看病。
大頭珠會送來她的衣服、鞋子，重新給我裝扮，教我活得更亮麗。
是親暱、是疼惜、是照顧。我感受到如此溫柔的撫慰！
看到文玲在娼妓生涯打拼十多年後領養孩子的喜悅，陪著小鳳酒後嘶吼生命糾結的心酸，在小菁割腕抗議中奪下她手中的利刃，在麗君頑強對抗婦人吐口水的心疼，及玫瑰吞下安眠藥激烈抗爭，及坐在她家沐浴佛樂領受人生沈浮的動盪，還有秀琴闖盪江湖大起大落的海海人生。
在公娼緩衝兩年期滿前的最後日子，洋子來電邀約聚餐話別離，正在書寫公娼的我，聽到她的聲音，瞬間淚流不能自已。公娼館終究落幕，紅簾長巷不再…我哭，她也哭，哽咽的交待，「你們說是公娼的兒女，記得一定要來呀！」
公娼的故事，我們的故事，共同作戰的點滴。我說不完…
⊙是從工運和公娼實踐中，更看見我的母親、父親，及我的家庭
和公娼相遇，讓我更有能力回頭去親近我的家人、我的母親。
生父在我兩歲時去世，媽媽拖著姊姊與我兩個拖油瓶，在父親袍澤的反對下，選擇「不光彩的」「再嫁」。再嫁，是她當時唯一能讓三個人生存的出路。
是環境所逼！
就像工廠女工，被迫輟學做工。
就像公娼阿姨，被迫下海從娼。
是被迫，也是自願。被迫在有限的條件下自願選擇生存的方式。
母親婚姻縱然不圓滿、女工工作縱然艱辛、公娼生涯縱然污名，她們這些女人，都讓我經驗到做為弱勢階級，是如何踩在現實的條件尋找生路，時而困頓、無望，時而堅毅、掙扎求生。
母親以她的妻職、母職的戮力照顧，和全心對待新舊子女的父親共同建構這個讓我溫飽的「家庭」。而父親、母親彼此學歷、年齡、個性的極大差異，在窘迫的經濟條件擠壓中，爭吵、冷漠、譏諷是最常見的關係對待形式。
我無能理解，只是抱著這個缺憾逃離。
更無能接住我的父親、母親，在他們孤絕的彼此折磨與對待中。
無力、放棄、折磨自己、也傷害別人，變成一種生命姿態。父親總在下班無力嘆息、母親總在堅毅持家不被對待委曲埋怨，他們共同艱辛撐起家庭的屋頂，卻無能去觸摸彼此。我是在後來勞工和公娼的運動實踐，貼近工人職場男性、女性的悲喜，才經驗到關係渴求親近而卻又斷裂疏離的痛苦，及乍然看見我過去無能承接他們的悲傷，及作用在我自己身上的晦暗。
公娼之役讓我的底層幽微晦暗之處慢慢鬆解[6]。希望有情眾生的痛苦靈魂能在不斷的戰役中逐漸自由、解放。（寫於2001年3月27日廢娼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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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夏林清是女工團結生產線、和粉領聯盟的發起人，也是輔大心理系教授。雖然在不同的社會位置實踐，但她一直也在運動中，且與我們一起走來。
註二：我在1989年，大學畢業七個月後，在解嚴後社會力風起雲湧的年代，先至藍領主導的中國時 報產業工會、後至高雄五年，在台灣工聯會、台塑企業南區工會聯合會、林園石化工會聯合會擔任專職工作人員…、也在工作場域中，有機會認識倉儲運輸的司機老大、碼頭搬運工、關廠勞工…，1996年後至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
註三：在半夜進入工廠發文宣，站在幾台大型印刷機高達100多分貝的嗓音，及空間中的油墨、粉塵之間，白天的疲憊作用成胃部的疼痛。於是，我才明暸，為何有工人在機器維修時會手指壓斷…
註四：1992年11月至1993年7月，我在高雄市郊的百人電子工廠從事電子零件的裝配工作。之後，與同伴張育華、張雋梅，及後來南下的陳素香共同在女工團結生產線高雄分部致力女工權益。
註五：白蘭在緩衝兩年未結束前，選擇轉業。她早已對公娼意興闌珊，轉到檳榔攤，常常一天顧店16小時。過去抗爭時，都是她在娼館幫我按摩，放鬆我緊繃的雙肩，現在是我去她的檳榔攤，搓揉她疲憊的身心。
註六：謝謝雋梅的信、台東行俐全家、及同伴在分擔其他強度工作時給我寬容才搶到的寫作空間。個人經驗，不過是在集體經驗中些微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