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運動與我）

2006/7/14     作者：君

     要到這麼多年以後，才明白，在公娼抗爭隊伍裡與阿姨們手拉手前進的我，不只是為反抗偽善粗暴廢娼的政府，也是在挑戰我自己與體制的關係。

★回家

     2005年八月，我們陪著從鬼門關前攔回來的白蘭回台東的家。

     白蘭昏迷前我不曾看她哭過。雖然13歲就因家境貧困從娼，遇到惡質老闆綁約十年，過度強迫勞動，可是白蘭以前講起這些不會掉眼淚，她長成馴良、能忍的樣子。後來的白蘭再不續約，堅持到公娼館，自主勞動，她每天接兩個客人，剩下的時間都拿去養娼館後頭的十幾隻流浪貓。

     可在廢娼導致經濟生活解體後（廢娼後不敢作私娼，日日春陪她嘗試過檳榔攤、麵攤、賣雞、成衣工廠，無一能成)，白蘭也連帶失去精神上的重要陪伴，貓咪和男友，都承受不住白蘭而離去。白蘭於是開始以酒取暖，酗酒使得原本手腳不靈光的她更難工作，日日春因人力不足也只能偶爾接她來辦公室做點小事。2005年三月白蘭肝昏迷後，日日春捲動了50多位義工輪流24小時日夜陪伴她，只要一講起13歲，白蘭就不斷地掉淚。

     回到白蘭台東的家。在竹子木頭與茅草混搭的矮房子裡，晏珊問七八十歲的老母親「阿姆，阿娟有時候講起來會哭，她說那個時候，妳很少去探望她。即便去台北找她拿錢，也很少跟她好好說話，是按呢嗎？」

     是按呢嗎？我坐在小椅子上，心情翻湧，百味雜陳。我想起我和我的父母，我曾經那樣怨怪我父母的冷漠疏離，然而千山萬水，透過白蘭，我看到台東鄉下原住民農家要經濟穩定的不容易，看到為了求發展，白蘭的其他五個兄弟姊妹沒有一個不是十三歲離家，卻也沒有一個能完好回家，看到白蘭幼小離家心裡孤單糾結的巨大痛苦，看到某些惡質的經紀人趁著窮人無處借錢剝削窮人家的女孩，看到白蘭母親也流淚不止的無言以對，若不是陪著白蘭的八年裡我看懂了這些，我是否也會像主流的婦女團體那樣宣稱，白蘭的媽媽就是人口販子，白蘭是受到層層剝削的雛妓，她最好的出路就是輔導轉業？

     我看著這對被結構隔離多年，又極易被道德包裹重重扭曲的母女在我眼前，在運動工作者七手八腳拙拙的幫忙下，艱難的流淚、萬分困難的吐述著彼此沒有機會述說的家庭經濟與勞動史，我想著，我和我隔離的父母親，甚至曾經崩解瘋狂的大姊，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重新接上呢？

★城鄉差距下瀕臨瘋狂的大姐

     白蘭引領著我看自己的13歲。她生在台東農家，家裡六個兄弟姊妹都是13歲就離家遠至台北縣做童工，有的進工廠、有的成學徒、白蘭則進了性產業，沒有一個不是工傷、離婚，大半生傷痕累累。我，生在苗栗的公教家庭，家裡四個兄弟姊妹，為了求更好發展，功課好的我和大姐，13歲進私立國中受盡刻苦教育，16歲獨自上台北唸書，念完大學我在各種條件機緣下進了運動，大姐卻沒這麼幸運，在台北待了十(？)年後，她幾近瘋狂。

     大姐大我12歲，一直到現在，我們一起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時間，可能不到一年。對她的認識真是少之又少，記憶片斷稀疏的可憐。我只記得姐姐國高中的時候，媽媽望女成鳳，收到姐姐的成績單，若是考的不理想，就會抓著她的頭髮撞餐桌，嚴厲的不得了；姐姐到台北念專科學校後，傳出和有婦之夫的老師談「師生戀」，學校打電話來跟爸媽告狀，爸媽氣急敗壞地跑到台北去教訓姐姐；又後來，姐姐有段時間很迷信算命，據說被騙了不少錢。

     姐姐畢業後，工作情感都不順利，回到苗栗。父母親幫姐姐介紹工作、相親，可是姐姐也常做一兩天就辭職。姐姐不斷地為了許多小事和爸媽起衝突，即使是半夜三更也大吵大鬧，在寧靜的苗栗鄉下夜晚，聽起來特別驚心動魄，衝突的最最劇烈的時候，姐姐好幾度拿起菜刀，揚言要砍父母親。當時還在念國中的我和弟弟，完全不知如何理解，弟弟會譏嘲姐姐「瘋婆子」「老處女」，父母親覺得姐姐精神狀態有問題，又哄又騙的要帶她去看精神科，喟嘆自己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女兒。

     到如今，我才知，姐姐可能就只是太過憤‧怒‧了。

     苗栗的小孩從小就知道，若要有發展，就得考北聯去台北，要不就考省聯去台中，最差最差也一定要去新竹，千萬不要留在苗栗，那就等於考不上大學。而要有發展，就得上私立國中，在供不應求的狀況下，私立國中可不是有錢就唸的起，校方還會抽籤決定學生，所以，從國小就要開始拼。校訓是「刻苦耐勞」，國一起每個星期六就辦一次全校模擬考，全校排名，考不好星期天還要到校自習，體罰是每天的家常便飯。學校的操場很小，基本上，體育遊玩都是不被鼓勵的，談戀愛更不被允許。除了上課、就是回家。

     我呢，苦了三年好不容易拼上北一，來到大城市，一方面從窒息的填鴨法裡解脫，另一方面卻也感到深深的失落。鄉下「邊緣學校的明星」成了都市「明星學校裡的邊緣」，功課怎麼努力也還是倒數，一向喜愛的文學，也突然陌生了起來，班上同學在談論劉墉、蔣勳，我完全沒有概念，重慶南路的一整排書店，更是讓我看呆了。同學看中國時報、聯合報，我也很像井底之蛙第一次看見，因為我們家除了財經報紙外只訂台灣新生報。更不要說週末假日同學出去玩時，我總是穿著媽媽姐姐買給我的不合身衣裳，頂著媽媽剪的矬矬髮型，完全不會打扮。在不甘落於人後、急起直追的心理作用下，我勤跑兩廳院、美術館，為了買票看表演寧可天天吃白吐司，最好笑的，我還報名了校運三千公尺長跑，雖然小時候體育總是不及格，但那卻是我最可能靠努力得到的光環。適者生存、個人主義式的叢林法則，曾經讓好不容易躋身台北的我，好長一段時間不快樂。

     在這種生存壓力下，我們都需要情感的慰藉，可是，我們也更沒有條件相互慰藉。我們家，是一團冷漠疏離。

     我爸媽，雖是公教出身，卻要以兩個人的雙薪養八個人。為了理財，高職畢業的我媽一天看五六份財經報紙，很小的時候，我曾經想在餐桌上講點學校的事，但爸媽沒等我說完，就自顧自的談起股票經，我生悶氣，從此再也不想和她們說心裡的話。北上讀高中後，就更是疏離。但回顧自己的成長史，要在擠壓的環境裡生存下來，難怪我抓戀愛抓的很緊，雖然在家裡就戴上「我還好」的面具，但若把懵懂苦澀的純純之愛也算進來，從十三歲開始，我的戀愛幾乎就沒有斷過。

     如果連么女如我，在家裡經濟條件變寬裕，相隔十二年也不再受打罵教育、父母不管時還有二姐照顧的六年級生，都曾為了往上爬而如此糾結累累，那種「為生存所迫」的種種悶在心裡話不出聲來；那麼在父母親都還要兼差工作的五年級出生、沒條件比我成績更好、連戀愛的出口也要被壓制的姐姐，怎可能不蒙受更大的擠壓、扭曲，乃至連發聲都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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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媽的打罵教育，難道是錯在他們的教育理念？我姐的師生戀，難道是錯在我姐個人的愛情選擇？被算命師騙錢，難道是我姐不夠聰明警覺？我曾經懼怕我姐的瘋狂，曾經怨怪我爸媽的冷漠，可是要到現在，我才懂，這個社會的生存體制如何逼使我父母以那樣的嚴厲要小孩往上爬(我的馴良能忍何嘗不是像白蘭)；而在父母與小孩都有巨大的生存壓力時，我們家的孩子們是如何的渴求感情慰藉而不可得(如同白蘭那樣需要陪伴)；而當在叢林裡找不到位置安身立命前途茫然，算命師如何的成為我姐在漂流裡抓住的稻草。這些噬人的體制如何搞的我姐身心俱疲，脫落、崩解、發瘋！

     這些是運動教我的事。

     從小我一直怨懟著父母不懂得聽我說話，家裡總是相敬如冰，高中時我為能離家而開心，回家的次數與日俱減，而與大姐的關係，也許因為隔著某種距離，隨著姐姐在幾年前嫁做人婦後，我越來越少想起姐姐瘋狂的那幾年。但，陪白蘭回家之後的狂哭，才讓我意識到，這些痛一直在心底，不曾消失。只是，要那麼多年，我才有能力看清楚，這不是我父母不懂得怎麼與孩子相處，或我大姐的個人特質有什麼問題，我們是大環境裡被扭來轉去才被迫離散的個人，才失去了溫柔相待的家。

★看到與對抗

     在還不明白這些以前，「明星學校裡的邊緣」位置，已經讓我與其他結構裡的弱者相遇。我的好朋友，是老兵/工人家庭裡的孩子、是暗櫃裡的男同性戀/女同性戀、是身體與常人不同的小兒麻痺者，我們身上共有某種晦暗與扭曲，心裡打了那樣多的結，或僵硬或自閉或防衛，然後，遇上了公娼抗爭。

     當然，彼時我不知道這些，我只覺得，比起來，我是中產家庭的小孩，求學過程也都還算一路順風，我的社會位置像是金字塔近頂端的一小撮人，為什麼我要來社會運動裡「幫忙」，是為了我自以為的素樸正義感？回想起來，若非遇上了公娼抗爭，我怎有機會裹在集體裡，去面對我從不可能對抗的體制怪獸。政治角力下的廢娼決策曾經決定公娼的生死，猶如資源分配不公下的城鄉差距曾經決定了鄉下孩子如何活著。我不知道如果沒有公娼運動，我會不會選擇不要看，如果我繼續杵在我會被逼、但不會無路可退的生存位置上，帶著我的糾結和傷痕，長成某種帶著優越感的知識份子……

     我還一直記得站在威權前面自己手足無措的樣子。1997年底，公娼抗爭三個月，當時台北市議會已經通過給公娼緩衝兩年，但鴨霸的陳水扁市長堅持不公告，公娼拉高抗爭強度誓言「娼影隨行」，阿扁走到哪，公娼就跟到哪，市府的跨年晚會公娼去放天燈，市長的年終記者會我們也去鬧場。記者會那一場，公娼不僅到門口抗議，運動者及學生10人左右更是化妝分別從不同的門口進場，於是，當著幾十家中外媒體的面，阿扁記者會開始十多分鐘後，我們在一樓鳴笛放炮，兩幅大型布條從三樓垂下寫著十個大大字「公娼邀阿扁」「好膽來辯論」，當媒體嘩然搶著攝影時，一樓的義工我、梁家瑜護著王蘋，要趁亂走到阿扁身旁把大衣打開，裡頭藏著「公開辯論」的小海報，「當面邀請」陳市長辯論。可想而知，我們三人靠近阿扁時，隨扈已出來擋駕，家瑜有試圖檔他，而當時的我卻只能呆立一旁！

     我的呆，除了體制裡的馴化，應該也反映了我的生存位置：會被逼，但不會被逼死。相較之下，公娼退無可退，即便是在道德污名下非得層層包裹的密不透風的情況下，她們終究選擇對抗。

     抗爭中讓我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幕是，1998年底，陳水扁競選連任市長，當時，十四十五號公園及廢公娼兩抗爭，已成為候選人扁馬最大歧異，投票前五天，公娼再發起「五跪行動」分別找扁媽、李鴻禧、李遠哲、阿扁，及？等人，要問阿扁是否真一意孤行。到南松山市場找拜票的陳水扁下跪的早上，我記得是早晨五六點吧，天還灰濛濛的，芳萍叮囑我壓隊，留心公娼阿姨們不要因擁扁群眾叫囂而太過激動。

     進了鬧哄哄的市場後，一群公娼花帽往阿扁逼近，下跪陳情，阿扁措手不及，一時臉色大變，馬上轉頭就走，市場的擁扁群眾圍上來，開始用他們原來加油的高分貝喇叭叭我們，叫囂的群眾越來越激昂，對著我們吐口水的吐口水，唾罵的唾罵，還有人踹公娼兩下，當群眾動手搶走我們手上的海報時，我終於受不了了，忘了要維持秩序的任務，動手跟他拉扯，當我們離開市場時，激動的公娼阿草忍不住去撞車。

     那是污名的箭啊，直直從四面八方飛射過來。千夫所指，痛徹心扉。

     污名的重量何其不可承受，但公娼阿姨們沒有迴避，頂著這樣的重量也挺身而出，因為有集體。民眾們看到的政治人物何其光環，但公娼阿姨們以她們的處境，不畏與政治人物過招，戳破了政治的偽善。

     我是在這樣的召喚下，看破了權力，相信了集體。

★革自己的命

     出發點偉大的革命，最後往往是卑劣的失敗了。因為那些革命者，只想改革自身以外的那個「世界」，而不是改革他自己。可惜的是，所謂的那個「世界」，正是由無數個「自己」組成的啊。你不革自己的命，哪裡會有那麼個「世界」現成放在那邊，等你來革命呢。———-(蔡康永)

     寫這篇文章很痛苦，弔詭的是，我從來沒有想過，運動的起點，會跟我一向冷漠疏離的家有關。

     我得嘗試著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