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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運動與我)

2006/7/14     作者:君

     要到這麼多年以後,才明白,在公娼抗爭隊伍裡與阿姨們手拉手前進的我,不只是為反抗偽善粗暴廢娼的政府,也是在挑戰我自己與體制的關係。

回家

     2005年八月,我們陪著從鬼門關前攔回來的白蘭回台東的家。

     白蘭昏迷前我不曾看她哭過。雖然13歲就因家境貧困從娼,遇到惡質老闆綁約十年,過度強迫勞動,可是白蘭以前講起這些不會掉眼淚,她長成馴良、能忍的樣子。後來的白蘭再不續約,堅持到公娼館,自主勞動,她每天接兩個客人,剩下的時間都拿去養娼館後頭的十幾隻流浪貓。

     可在廢娼導致經濟生活解體後(廢娼後不敢作私娼,日日春陪她嘗試過檳榔攤、麵攤、賣雞、成衣工廠,無一能成),白蘭也連帶失去精神上的重要陪伴,貓咪和男友,都承受不住白蘭而離去。白蘭於是開始以酒取暖,酗酒使得原本手腳不靈光的她更難工作,日日春因人力不足也只能偶爾接她來辦公室做點小事。2005年三月白蘭肝昏迷後,日日春捲動了50多位義工輪流24小時日夜陪伴她,只要一講起13歲,白蘭就不斷地掉淚。

     回到白蘭台東的家。在竹子木頭與茅草混搭的矮房子裡,晏珊問七八十歲的老母親「阿姆,阿娟有時候講起來會哭,她說那個時候,妳很少去探望她。即便去台北找她拿錢,也很少跟她好好說話,是按呢嗎?」

     是按呢嗎?我坐在小椅子上,心情翻湧,百味雜陳。我想起我和我的父母,我曾經那樣怨怪我父母的冷漠疏離,然而千山萬水,透過白蘭,我看到台東鄉下原住民農家要經濟穩定的不容易,看到為了求發展,白蘭的其他五個兄弟姊妹沒有一個不是十三歲離家,卻也沒有一個能完好回家,看到白蘭幼小離家心裡孤單糾結的巨大痛苦,看到某些惡質的經紀人趁著窮人無處借錢剝削窮人家的女孩,看到白蘭母親也流淚不止的無言以對,若不是陪著白蘭的八年裡我看懂了這些,我是否也會像主流的婦女團體那樣宣稱,白蘭的媽媽就是人口販子,白蘭是受到層層剝削的雛妓,她最好的出路就是輔導轉業?

     我看著這對被結構隔離多年,又極易被道德包裹重重扭曲的母女在我眼前,在運動工作者七手八腳拙拙的幫忙下,艱難的流淚、萬分困難的吐述著彼此沒有機會述說的家庭經濟與勞動史,我想著,我和我隔離的父母親,甚至曾經崩解瘋狂的大姊,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重新接上呢?

城鄉差距下瀕臨瘋狂的大姐

     白蘭引領著我看自己的13歲。她生在台東農家,家裡六個兄弟姊妹都是13歲就離家遠至台北縣做童工,有的進工廠、有的成學徒、白蘭則進了性產業,沒有一個不是工傷、離婚,大半生傷痕累累。我,生在苗栗的公教家庭,家裡四個兄弟姊妹,為了求更好發展,功課好的我和大姐,13歲進私立國中受盡刻苦教育,16歲獨自上台北唸書,念完大學我在各種條件機緣下進了運動,大姐卻沒這麼幸運,在台北待了十(?)年後,她幾近瘋狂。

     大姐大我12歲,一直到現在,我們一起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時間,可能不到一年。對她的認識真是少之又少,記憶片斷稀疏的可憐。我只記得姐姐國高中的時候,媽媽望女成鳳,收到姐姐的成績單,若是考的不理想,就會抓著她的頭髮撞餐桌,嚴厲的不得了;姐姐到台北念專科學校後,傳出和有婦之夫的老師談「師生戀」,學校打電話來跟爸媽告狀,爸媽氣急敗壞地跑到台北去教訓姐姐;又後來,姐姐有段時間很迷信算命,據說被騙了不少錢。

     姐姐畢業後,工作情感都不順利,回到苗栗。父母親幫姐姐介紹工作、相親,可是姐姐也常做一兩天就辭職。姐姐不斷地為了許多小事和爸媽起衝突,即使是半夜三更也大吵大鬧,在寧靜的苗栗鄉下夜晚,聽起來特別驚心動魄,衝突的最最劇烈的時候,姐姐好幾度拿起菜刀,揚言要砍父母親。當時還在念國中的我和弟弟,完全不知如何理解,弟弟會譏嘲姐姐「瘋婆子」「老處女」,父母親覺得姐姐精神狀態有問題,又哄又騙的要帶她去看精神科,喟嘆自己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女兒。

     到如今,我才知,姐姐可能就只是太過憤‧怒‧了。

     苗栗的小孩從小就知道,若要有發展,就得考北聯去台北,要不就考省聯去台中,最差最差也一定要去新竹,千萬不要留在苗栗,那就等於考不上大學。而要有發展,就得上私立國中,在供不應求的狀況下,私立國中可不是有錢就唸的起,校方還會抽籤決定學生,所以,從國小就要開始拼。校訓是「刻苦耐勞」,國一起每個星期六就辦一次全校模擬考,全校排名,考不好星期天還要到校自習,體罰是每天的家常便飯。學校的操場很小,基本上,體育遊玩都是不被鼓勵的,談戀愛更不被允許。除了上課、就是回家。

     我呢,苦了三年好不容易拼上北一,來到大城市,一方面從窒息的填鴨法裡解脫,另一方面卻也感到深深的失落。鄉下「邊緣學校的明星」成了都市「明星學校裡的邊緣」,功課怎麼努力也還是倒數,一向喜愛的文學,也突然陌生了起來,班上同學在談論劉墉、蔣勳,我完全沒有概念,重慶南路的一整排書店,更是讓我看呆了。同學看中國時報、聯合報,我也很像井底之蛙第一次看見,因為我們家除了財經報紙外只訂台灣新生報。更不要說週末假日同學出去玩時,我總是穿著媽媽姐姐買給我的不合身衣裳,頂著媽媽剪的矬矬髮型,完全不會打扮。在不甘落於人後、急起直追的心理作用下,我勤跑兩廳院、美術館,為了買票看表演寧可天天吃白吐司,最好笑的,我還報名了校運三千公尺長跑,雖然小時候體育總是不及格,但那卻是我最可能靠努力得到的光環。適者生存、個人主義式的叢林法則,曾經讓好不容易躋身台北的我,好長一段時間不快樂。

     在這種生存壓力下,我們都需要情感的慰藉,可是,我們也更沒有條件相互慰藉。我們家,是一團冷漠疏離。

     我爸媽,雖是公教出身,卻要以兩個人的雙薪養八個人。為了理財,高職畢業的我媽一天看五六份財經報紙,很小的時候,我曾經想在餐桌上講點學校的事,但爸媽沒等我說完,就自顧自的談起股票經,我生悶氣,從此再也不想和她們說心裡的話。北上讀高中後,就更是疏離。但回顧自己的成長史,要在擠壓的環境裡生存下來,難怪我抓戀愛抓的很緊,雖然在家裡就戴上「我還好」的面具,但若把懵懂苦澀的純純之愛也算進來,從十三歲開始,我的戀愛幾乎就沒有斷過。

     如果連么女如我,在家裡經濟條件變寬裕,相隔十二年也不再受打罵教育、父母不管時還有二姐照顧的六年級生,都曾為了往上爬而如此糾結累累,那種「為生存所迫」的種種悶在心裡話不出聲來;那麼在父母親都還要兼差工作的五年級出生、沒條件比我成績更好、連戀愛的出口也要被壓制的姐姐,怎可能不蒙受更大的擠壓、扭曲,乃至連發聲都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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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媽的打罵教育,難道是錯在他們的教育理念?我姐的師生戀,難道是錯在我姐個人的愛情選擇?被算命師騙錢,難道是我姐不夠聰明警覺?我曾經懼怕我姐的瘋狂,曾經怨怪我爸媽的冷漠,可是要到現在,我才懂,這個社會的生存體制如何逼使我父母以那樣的嚴厲要小孩往上爬(我的馴良能忍何嘗不是像白蘭);而在父母與小孩都有巨大的生存壓力時,我們家的孩子們是如何的渴求感情慰藉而不可得(如同白蘭那樣需要陪伴);而當在叢林裡找不到位置安身立命前途茫然,算命師如何的成為我姐在漂流裡抓住的稻草。這些噬人的體制如何搞的我姐身心俱疲,脫落、崩解、發瘋!

     這些是運動教我的事。

     從小我一直怨懟著父母不懂得聽我說話,家裡總是相敬如冰,高中時我為能離家而開心,回家的次數與日俱減,而與大姐的關係,也許因為隔著某種距離,隨著姐姐在幾年前嫁做人婦後,我越來越少想起姐姐瘋狂的那幾年。但,陪白蘭回家之後的狂哭,才讓我意識到,這些痛一直在心底,不曾消失。只是,要那麼多年,我才有能力看清楚,這不是我父母不懂得怎麼與孩子相處,或我大姐的個人特質有什麼問題,我們是大環境裡被扭來轉去才被迫離散的個人,才失去了溫柔相待的家。

看到與對抗

     在還不明白這些以前,「明星學校裡的邊緣」位置,已經讓我與其他結構裡的弱者相遇。我的好朋友,是老兵/工人家庭裡的孩子、是暗櫃裡的男同性戀/女同性戀、是身體與常人不同的小兒麻痺者,我們身上共有某種晦暗與扭曲,心裡打了那樣多的結,或僵硬或自閉或防衛,然後,遇上了公娼抗爭。

     當然,彼時我不知道這些,我只覺得,比起來,我是中產家庭的小孩,求學過程也都還算一路順風,我的社會位置像是金字塔近頂端的一小撮人,為什麼我要來社會運動裡「幫忙」,是為了我自以為的素樸正義感?回想起來,若非遇上了公娼抗爭,我怎有機會裹在集體裡,去面對我從不可能對抗的體制怪獸。政治角力下的廢娼決策曾經決定公娼的生死,猶如資源分配不公下的城鄉差距曾經決定了鄉下孩子如何活著。我不知道如果沒有公娼運動,我會不會選擇不要看,如果我繼續杵在我會被逼、但不會無路可退的生存位置上,帶著我的糾結和傷痕,長成某種帶著優越感的知識份子……

     我還一直記得站在威權前面自己手足無措的樣子。1997年底,公娼抗爭三個月,當時台北市議會已經通過給公娼緩衝兩年,但鴨霸的陳水扁市長堅持不公告,公娼拉高抗爭強度誓言「娼影隨行」,阿扁走到哪,公娼就跟到哪,市府的跨年晚會公娼去放天燈,市長的年終記者會我們也去鬧場。記者會那一場,公娼不僅到門口抗議,運動者及學生10人左右更是化妝分別從不同的門口進場,於是,當著幾十家中外媒體的面,阿扁記者會開始十多分鐘後,我們在一樓鳴笛放炮,兩幅大型布條從三樓垂下寫著十個大大字「公娼邀阿扁」「好膽來辯論」,當媒體嘩然搶著攝影時,一樓的義工我、梁家瑜護著王蘋,要趁亂走到阿扁身旁把大衣打開,裡頭藏著「公開辯論」的小海報,「當面邀請」陳市長辯論。可想而知,我們三人靠近阿扁時,隨扈已出來擋駕,家瑜有試圖檔他,而當時的我卻只能呆立一旁!

     我的呆,除了體制裡的馴化,應該也反映了我的生存位置:會被逼,但不會被逼死。相較之下,公娼退無可退,即便是在道德污名下非得層層包裹的密不透風的情況下,她們終究選擇對抗。

     抗爭中讓我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幕是,1998年底,陳水扁競選連任市長,當時,十四十五號公園及廢公娼兩抗爭,已成為候選人扁馬最大歧異,投票前五天,公娼再發起「五跪行動」分別找扁媽、李鴻禧、李遠哲、阿扁,及?等人,要問阿扁是否真一意孤行。到南松山市場找拜票的陳水扁下跪的早上,我記得是早晨五六點吧,天還灰濛濛的,芳萍叮囑我壓隊,留心公娼阿姨們不要因擁扁群眾叫囂而太過激動。

     進了鬧哄哄的市場後,一群公娼花帽往阿扁逼近,下跪陳情,阿扁措手不及,一時臉色大變,馬上轉頭就走,市場的擁扁群眾圍上來,開始用他們原來加油的高分貝喇叭叭我們,叫囂的群眾越來越激昂,對著我們吐口水的吐口水,唾罵的唾罵,還有人踹公娼兩下,當群眾動手搶走我們手上的海報時,我終於受不了了,忘了要維持秩序的任務,動手跟他拉扯,當我們離開市場時,激動的公娼阿草忍不住去撞車。

     那是污名的箭啊,直直從四面八方飛射過來。千夫所指,痛徹心扉。

     污名的重量何其不可承受,但公娼阿姨們沒有迴避,頂著這樣的重量也挺身而出,因為有集體。民眾們看到的政治人物何其光環,但公娼阿姨們以她們的處境,不畏與政治人物過招,戳破了政治的偽善。

     我是在這樣的召喚下,看破了權力,相信了集體。

革自己的命

     出發點偉大的革命,最後往往是卑劣的失敗了。因為那些革命者,只想改革自身以外的那個「世界」,而不是改革他自己。可惜的是,所謂的那個「世界」,正是由無數個「自己」組成的啊。你不革自己的命,哪裡會有那麼個「世界」現成放在那邊,等你來革命呢。———-(蔡康永)

     寫這篇文章很痛苦,弔詭的是,我從來沒有想過,運動的起點,會跟我一向冷漠疏離的家有關。

     我得嘗試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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